在台湾你说法官不会贪污，人家也说你是疯子。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业上表现为土地的公有制，在工商业上的表现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因此，今年内要实施和推行这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务须请有关方面先完成顶层设计————修改现行宪法。

国家发改委也立即推出新36条予以贯彻。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进入专题： 私有化 国体 修宪 。只是本人强烈拥护民主与法制，而强烈要求维护国家最高和最后的法统——宪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对此，全国人大有必要释宪，国务院法制办也有责任予以解释。此言一出，非议之声四起。

但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会面临诉讼，甚至集体诉讼，以及高昂的赔偿。如果讲的是自由的法治，国家应该是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这和我们的市场经济理念不成熟有关。当时，在法学界乃至社会上，罗马法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西方国家是在动用社会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比如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像阻拦日本捕鲸船的就是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见到哪国政府出面干预。因为制度有好有坏，有的制度制定时是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会过时了，需要修改了。

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他们强调的是，你要为自己生产的不合乎规格的产品负责，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去执法监督企业如何生产。比如，今年台湾大选后，虽然有人对于选举结果提出了质疑，但是无论是民进党还是蔡英文都尊重了选举结果。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了。

而我们则强调行政管理，一旦出现比如假酒等产品质量问题，政府机关就要忙着去执法，但是不重视维护消费者的维权诉讼。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但是人家叫产品责任法，没有产品质量法。布道者江平北京南四环一座普通的居民楼内，江平先生居于此已十余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虽然中央已经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的历史阴影仍未褪尽，关于市场经济度究竟为何物的思索还在混沌之中。

现场一位听众甚至对他说：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一方面我认为要尊重规则，遵守现行法律，但同时，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

作为时代的智者，江平不但亲身参与了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立法进程，还始终以呐喊者的姿态，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比如，土地资源的分配，矿藏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资源的分配都由政府的权力控制着，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的利益也就越大。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干预会如此之多呢？江平：这里面有个利害关系，市场的资源分配，市场的准入资格关系着政府的利益。2007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私权并非绝对保护有时需要让位于公共利益。时隔不久，江平被下放到北京西山劳动。但强者之所以为强者，就是因为即使身处极端的逆境，他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也从未熄灭。而秩序的问题不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的。从法理看，这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情，谁欠债谁还钱嘛。

1985年作为民法四杰之一的江平参与起草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被誉为中国版的人权宣言。为此，有人称他为中国民法教父。

对此，江平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思考、发表意见，固然不能屈从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讨好甚至屈从于舆论。但是这个理想，我们始终没有很好的实现。

而另一方面，市场秩序的法律，它的精神是不一样的。这首诗成为了他当时心态最鲜明的写照。

《中国经营报》：最近，浙江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法学界内部也引起了极大争议，你是如何看待此案的？江平：现行的法律规定了非法集资罪，在法律没有修改前，如果吴英真的触犯了法律就应该依法受到惩罚。此后，在一系列由拆迁、征地引发的社会事件中，江平为处于弱势一方呼吁，坚决反对以 公共利益名义侵占、掠夺私人财产。比如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搞的比较好，可是他们也没过多地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管，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动员什么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

这些法律都与公民的私权密切相关。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他更表示，要防范民粹主义思想泛滥。

可是实际上，往往不是如此，由于集资数额巨大，涉及人数众多，一旦处理不当，波动很大，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政府要出面解决。但是，江平并未止步于书斋讲堂，他积极的参与立法工作，把法学理念从课堂植入了庙堂。

因为秩序是强制性的，不是自由的。这位耄耋老人高举独立和批判的旗帜，无论身处何地，仍关注着中国改革以及法治进程的每一步，并为此不断呐喊和呼吁。

一年之内，江平连遭三次横祸，从1957年到1979年，江平经历了一生中最苦闷的22年。摒弃了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传统原则，确立了现代民法的四个核心理念。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每逢重大公共事件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直接或间接推进了中国法治化进程。当年制定《产品质量法》时便遇到这个问题。

在情况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就有必要 呐喊。自由与秩序，这两个方面从法律来看，性质是不一样的。

编者按/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82岁高龄的江平教授，被称为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法学界的良心。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

此地不但远离市中心繁华所在，也远离他供职一生的中国政法大学。这反映出政府在此问题上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一个老百姓他自己去借钱集资，他还不上，政府来处理此问题。